贞观二年正月，唐太宗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：什么叫作明君、暗君?魏徵回答说： “兼听则明，偏信则暗”。紧接着，列举秦二世、梁武帝、隋炀帝“偏信”则亡的历史教训，证明“人君兼听广纳，则贵臣不得拥蔽，而下情得以上通也。”对于君王来说， “兼听”就会有“天下大治”,“偏信”就会造成“天下大乱”。唐太宗听了， “甚善其言”,完全赞同。

唐太宗不仅从历史人物身上，而且从平常事例中体验到个人认识的局限性。贞观元年，他原以为自己从小善于弓矢，尽得其妙。有一次，得到良弓数十张，送给工匠验看。工匠说，这些弓木心不正，脉理皆邪，通通不是良弓。由此他悟出自己并非无所不知，况且“天下之务，其能遍知乎!”又有一次，他对房玄龄说：有些文人与伎工总以为自己的长处，别人都比不上，然而，一旦和名工文匠相比较，就分出高低来了。由此唐太宗得出“自知者明，信为难矣”的结论，进而说明帝王“一日万机，一人听断，虽复忧劳，安能尽善?”可见，唐太宗颇有点自知之明。

正因为唐太宗不把自己当作“尽善”的完人，因而主张依靠臣下，集思广益。他对大臣们说： “朕既在九重，不能尽见天下事，故布之卿等，以为朕之耳目。”他深知，作为帝王，如果炫耀聪明，傲视臣下，就会有亡国的危险。隋炀帝不就是一面镜子吗?这位“好自矜夸”的暗主，护短拒谏，偏信了虞世基。农民起义早已风起云涌，陷没郡县，而虞世基报喜不报忧，隋炀帝什么都不知道。下情不得上通，其结果是身死而国亡。

贞观三年十二月，在讨论《论语》经义时，孔颖达提醒说： “若位居尊极，炫耀聪明，以才凌人，饰非拒谏，则下情不通，取亡之道也。”唐太宗听了， “深善其言。”为了避免重踏亡隋的覆辙，他特别强调“朕遇千虑一失，必望有犯无隐”?希望大臣们踊跃谏诤。

清代史学家在评论太宗纳谏时指出： “盖亲见炀帝之刚愎猜忌，予智自雄，以致人情瓦解而不知，盗贼蜂起而莫告，国亡身弑，为世大谬。故深知一人之耳目有限，思虑难周，非集思广益，难以求治”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。

唐太宗不仅善于“兼听”,而且注意“博学”。既然个人才智有限，就必须努力地“学”与“问”。魏徵曾经奏称： “陛下身居九重，细事不可亲见，臣作股肱耳目，非问无由得知。”唐太宗也确实是这样做的。早在贞观元年闰三月，他就“亟延耆老，问之政术。”还规定京都官员五品以上的，轮流到中书内省值班。每次召见，与之交谈， “询访外事，务知百姓疾苦，政教之得失焉。”

贞观二年，唐太宗又强调： “为人大须学问”。所谓“学问”,除了询问政务外，还十分注意读书学习。他说： “人之读书，欲广闻见以自益耳”为了学习自古以来治国的道理，特地嘱咐魏徵等编纂《群书治要》。书成后，唐太宗细心览读，在《答魏徵上《群书治要》手诏》中说： “朕少尚威武，不精学业，先王之道，茫若涉海。览所撰书，博而且要，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，使朕致治稽古，临事不惑，其为劳也。”唐太宗还阅读其他大量的书籍，如《尚书》《诗经》《礼记》《论语》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汉》《中论》《哀江南赋》《晋书》《北周书》《北齐书》《经典释文》等，并且能从中引出有益的教训来，作为治理天下的依据。正如他自己所说： “贞观以来，手不释卷，知风化之本，见理政之源。行之数年，天下大治。”直到晚年，他仍然重视学习，说： “人虽禀定性，必须博学以成其道。”可见，唐太宗之所以成为历史上“克己励精，容纳谏诤”的皇帝，也是同他勤于“学问”分不开的。

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，凡是有自知之明的人，往往敢于承认与改正错误。但是，对于位居尊极的帝王来说，要在臣下面前公开检点过错，那是很不容易的。唐太宗恰恰在这方面做到了一些，所以成为千古美谈。武德九年十二月，简点使外出征兵，封德彝建议：把十八岁至二十岁的中男，简点入军。魏徵认为这样做不行。唐太宗生气了，下令说：凡是中男身体粗壮的，都可以征兵。魏徵还是坚决反对，不肯签署敕令。太宗问他为什么如此固执?魏徵严肃地说：如果把中男尽点入军，那么他们的田地由谁耕种呢?国家又从哪里取得租赋杂徭呢!紧接着，魏徵历数了唐太宗即位以来有三件大事失信于民。太宗愕然而悟，郑重地检讨说，“我不寻思，过亦深矣。行事往往如此错失，若为致理?"于是，撤销了“简点中男入军”的动议。贞观七年，唐太宗回顾即位以来的情况，说：“每商量处置，或时有乖疏，得人谏诤，方始觉悟。若无忠谏者为说，何由行得好事?”这说明他并不以一贯正确自居，而是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不少，只是别人提出后，方才觉悟，把事情办好。因此，他希望大臣们“每见有不是事，宜极言切谏，令有所裨益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