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龙最初的严酷饥饿过去了，他看到孩子们天天都有些吃的东西，也知道每天早晨都有米粥，而且他一天的劳动和阿兰的乞讨所得足可以付早晨的粥钱，于是他生活中的陌生感逐渐消失，他开始知道这座城市是什么样子，虽然他只是生活在这座城市的边上。他每天从早到晚在街上奔跑，渐渐知道了这座城市的一些风尚，也知道了这座城市一些偏僻的地方。他了解了早晨拉的那些客人，如果她们是女的，那是去市场买东西；如果是男的，他们不是去学校就是去商行。但这些都是什么样的学校他无法知道，他只知道它们被称作“西洋大学”或“中国大学”，因为他从未进过校门，他知道，如果他进了校门，就会有人来问他在他不该待的地方干什么。对他拉人去的那些商行的情况他也是一无所知，反正他只知道别人坐了车得付钱给他。

他知道他晚上拉的人是去大茶馆或寻欢作乐的地方，公开的寻欢作乐是放着满街都能听到的音乐，在木桌上用象牙或竹子做的麻将赌博，而秘密的、不声不响的、隐蔽的寻欢作乐则是在墙后面的内房。但王龙本人对这些娱乐场所一无所知，除了他的窝棚，他的脚还没有跨进过任何门槛，因为他拉的车总是停在某个门口。他生活在这座富裕的城市里感到格格不入，就像富人家里靠吃残羹剩饭的老鼠，这里躲躲那里藏藏，永远也不会成为那家真正的一部分。

情况就是这样，虽然三百多里不及千里遥远，陆路不及水路遥远，但王龙和他的妻儿在这座南方城市里却像外国人似的。不错，街上走来走去的人们也长着黑头发、黑眼睛，和王龙一家人没有什么不同，和王龙老家那地方所有的人也没有什么不同，而且，听他们说话虽有困难，但至少能够听懂。

然而安徽毕竟不是江苏。在王龙的出生地安徽，人们说话慢而深沉，声音就像从嗓子里发出来的。但在江苏他们现在住的这座城市里，人们说话时音节是从嘴唇上和舌尖上爆破出来的。王龙老家的田地一年里总是慢腾腾地收两季：麦子和稻子，以及一些玉米、豆子和大蒜；而这座城市周围的农民不停地用臭大粪催他们的土地，除了稻子，他们一茬接一茬地在地里种这样或那样的蔬菜。

在王龙老家，一个人有了白面烙饼卷大葱就是一顿好饭，再不需要别的。但这里的人吃猪肉丸子、竹笋、栗子炖鸡、鸭肫肝，以及这样那样的蔬菜，当一个老实人带着昨天的大蒜味走过时，他们就仰起鼻子喊道：“这是个发臭的北方猪佬！”大蒜味会使布店的商人抬高蓝棉布的价格，就像他们对外国人抬价那样。

因此，贴墙而建的这个窝棚小村永远不会成为这座城市的一部分，也不会成为城外乡村的一部分。有一次，王龙听见一个年轻人在夫子庙的角上对一群人慷慨激昂地演讲，那是个只要有勇气人人都可以站上去演讲的地方。年轻人说，中国必须发生一次革命，必须起来反对外国人。王龙听了非常害怕，偷偷地溜走了，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年轻人义愤填膺地谴责的外国人。又有一天，他听到另一个青年演讲——这个座城市里到处都有青年演讲——那人在他住的街角上说，在这个时候，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，必须进行自我教育。但这次王龙不觉得有什么人说的是自己。

直到有一天，他在绸缎行的街上找顾客时，才了解到更多的情况，他明白了这座城市里还有些人比他更像外国人。这天他正好经过一家商店的门口，那是个女人常去买绸缎的商店，有时候他在那里能找到比一般人付更多的钱的顾客。就在这天，有个人走出来，突然碰上他了，这个人的样子以前他从未见过。他说不出这人是男是女，但是个高个子，穿着一件用某种粗料子做的挺直的黑色大衣，脖子上围着某种死野兽的毛皮。当王龙经过的时候，这个不知是男是女的人轻快地打了个手势，让他把车杠放低。他照着做了。当他又站直身子时，他茫然地看了看这个坐车的人，那人结结巴巴地告诉他去大桥街。他开始拉着车奔跑，几乎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他叫住那天拉车时碰巧认识的另一个车夫问：“你看我拉的是个什么人？”

那人喊着对他回答说：“一个外国人——一个美国女人——你发财啦！”

但王龙害怕身后那个奇怪的家伙，拉着车尽可能地快跑。等他到达大桥街时，已经精疲力竭，汗流浃背。这个女人下了车，用同样结结巴巴的口音对他说：“你用不着拼命跑。”然后在他手里放了两块银圆，这比平常的价钱多出了一倍。

这时王龙才知道这是个真正的外国人，而且在这座城市里比他更是外来人；他也知道黑头发、黑眼睛的人毕竟只是一种人，还有另外一种浅色头发、浅色眼睛的人。从那以后，他在这座城市里不再觉得自己完全是外国人了。

那天晚上，他带着收到而未动的两块银圆回到席棚以后，把这件事告诉了阿兰，她说：“我见过他们。我经常向他们乞讨，因为只有他们才往我碗里放银钱而不放铜钱。”

但是，王龙和他老婆都觉得外国人给银钱不是出于什么善心，而是因为他们无知，不知道给乞丐铜钱比给银钱更合情理。

然而，从这次经验中，王龙学到了那个青年不曾教给他的东西：他和他属于同一个民族，都长着黑头发和黑眼睛。

如此靠近这个巨大、四面延伸、富裕的城市的郊区，看来至少不会缺少吃的东西。在王龙和他一家已经离开的乡下，人们挨饿就是因为没有吃的，因为无情的天灾使地里不长任何东西。在那里，银钱并没什么用，因为在没有东西的地方，有钱也买不到东西。

这里，在这座城市里，处处都有吃的东西。在鱼市那条用石子铺过的街上，一排排大筐装着银白色的大鱼，那是夜里在水很深的河里捕的；一些盆里放着鳞光闪闪的小鱼，那是用渔网从池塘里捞的；一堆堆黄色的螃蟹，在愤怒的惊恐中蠕动着，用前脚互相夹着；还有蜿蜒蠕动的鳝鱼，那是美食家的佳肴。在粮食市场上，有些很大的粮囤，大得一个人可以走进去把自己埋起来，而没看见的人也绝不会知道；那里还有各种各样的粮食，有白米，棕红、深黄和浅金色的小麦，黄色的大豆、红豆、青绿的蚕豆、鲜黄的小米和灰色的芝麻等。在肉市上，整个的猪被钩住脖子挂着，肚子劈开，露出红色的肉和肥实的猪膘，猪皮柔软，又厚又白。在鸭店的房顶上和屋子里，到处挂着一排排棕色的烤鸭，那是他们在炭火上用铁扦插着鸭子慢慢地转着烤制出来的，除了烤鸭，店里还挂着白色的盐水鸭和一串串的鸭胗、鸭肝。在那些卖鹅、卖山鸡和卖各种家禽的店里，同样也是一派丰盛的景象。

至于蔬菜，那里有可以从地里生产出来的任何东西，有鲜艳的红萝卜、空心的白藕、白的芋头、绿的卷心菜和芹菜、豌豆芽、棕栗子以及调味的芫荽等，应有尽有。在那座城市的市场上，凡是人们想吃的东西都可以找到。小商贩们走来走去，有卖糖、水果和干果的，有卖美味的蘸糖山药的，有卖蒸肉包子的，也有卖黏米糕的。城里的孩子手里抓着满把的铜钱，跑出来到这些摊贩处买东西，他们又买又吃，直到他们的皮肤都因糖和油而发出光来。

确实，人们会说在这座城市里不可能有人挨饿。

然而，每天早晨，天亮后不久，王龙和他的一家还是从他们的窝棚里钻出来，带着他们的碗筷，聚在一起站在长长的人队里。每个从窝棚里出来的人，穿着在河边的潮湿空气里显得过于单薄的衣服，浑身发抖，弯腰顶着寒冷的晨风，向救贫的粥棚走去，在那里，一文钱可以买到一碗稀米饭。尽管王龙拉着人力车奔跑，尽管阿兰四处求乞，但他们从来不能得到足够的钱买米天天在窝棚里自己做饭。如果付了救贫粥棚的饭钱之外还有剩余，他们就会买一点点卷心菜。但不论什么价钱，卷心菜对他们来说总是昂贵的，因为要在阿兰用两块砖支的锅上做菜，两个男孩子就必须出去找柴禾，而他们不得不从往城里柴市上送柴草的农民那里一把一把地偷抢，有时候他们被抓住了就遭一顿狠打。大男孩比小的更胆怯，干那种事更害羞，一天夜里，他被农民打成了乌眼青，回家后眼睛都睁不开了。可是小的男孩却越来越熟练，实际上他干小偷小摸比乞讨更在行。

阿兰觉得这并没有什么。如果男孩子不笑不闹又不能乞讨，那就让他们偷东西塞饱肚子。但王龙不同，虽然他无法回答她，但他打心底里厌恶儿子们的这种偷窃行为，因此对大男孩偷东西的笨拙并不责备。这种大墙下面的生活王龙是不喜欢的。他的土地在等着他呢。

一天夜里，他回来迟了，发现炖的菜里有一块相当大的猪肉。这是自从他们杀了自己的牛以来第一次有肉吃，于是王龙睁大了眼睛。

“你今天一定是向外国人乞讨了。”他对阿兰说。但她一如既往，什么都不说。这时，二儿子因为年幼天真，也因为对自己的机灵感到骄傲，便说：“我拿回来的——这块肉是我的。卖肉的把它从案子上的大块上割下来以后往别处看的时候，我从一个来买肉的老太太胳膊底下钻过去，抓了它跑进一个胡同，藏在一家后门的干水缸里，一直等到哥哥到来。”

“我不愿意吃这种肉！”王龙生气地喊道，“我们要吃买的或者乞讨来的肉，但不是偷来的。虽然我们是讨饭的，但我们不是贼。”说完，他用两根手指从锅里把肉夹出来，扔到了地上，一点不顾二儿子的哭叫。

这时阿兰走过来，不急不火，她捡起地上的肉，用水洗干净，又扔进了开着的锅里。

“肉总归是肉呀。”她平静地说。

王龙再没说什么。但他心里又气又怕，因为他的儿子在这座城市里正沦为小偷。阿兰用筷子把煮得鲜嫩的猪肉分开，给了老人一块，然后给了男孩子一些，甚至往小女孩嘴里塞了些，她自己也吃了。但王龙始终一言不发，而且坚决不吃，他宁愿吃他自己买的蔬菜。吃过饭，他把二儿子带到街上，在他女人听不见的一座房子后面，他把孩子的脑袋夹在胳膊底下，狠狠地打了起来，任凭孩子怎么哭号他也不肯住手。

“叫你偷！叫你偷！”他喊叫着，“当小偷就得挨揍！”

把哭哭啼啼的儿子放回家以后，他对自己说：“我们一定要回老家去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