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平定天下的这几次战役，主要都是李世民指挥的。此外，还有两大战役，一是平定以杜伏威，辅公祐为首的江淮义军；二是平定以江陵为根据地的萧铣的梁政权，都与李世民无关，而是李孝恭指挥的。史称： “自大业末，群雄竞起皆为太宗所平，谋臣猛将并在麾下，罕有别立勋庸者，唯孝恭著方面之功，声名甚盛。”武德七年春，辅公祐被斩，江南皆平，唐王朝最后统一了中国。

为什么李世民能够在唐初统一战争中做出重大贡献呢?任何英雄人物，都不能离开赖以发挥其才能的历史舞台。没有历史的必然性，本领最大的英雄人物，也无法演出壮丽威武的历史活剧。应该知道，经历隋末“丧乱”,摧毁隋炀帝暴政后，重建新王朝并实现全国统一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，谁也阻挡不住。李世民之所以成为英雄人物，首先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。

在隋末“群雄竞起”的时代，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不仅表现在推翻残暴专制的隋王朝，而且还反映为向往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。据史籍记载，这种民意呼声可谓比比皆是，先看北方农民军的情况吧。以窦建德为首的河北起义军，曾经在推翻隋王朝的斗争中建立了不朽的功绩。那时，农民群众奋起抗击，出生入死，英勇战斗。但是，随着国内统一战争的进展，绝大多数人都希望结束无休止的战乱，代之以安定的局面。

武德四年五月，虎牢战役后不久，窦建德余众败退至洺州，准备拥戴窦建德养子为主，起兵拒唐。窦建德的故将齐善行劝阻说： “夏王平定河朔，上马精强，一朝被擒如此，岂非天命有所归也?不如委心请命，无为涂炭生入。”他妥善地把部众士卒疏散回乡，然后和裴矩、曹旦及窦建德妻子曹氏等人， “举山东之地(洺，相，魏等州)”归附于唐。这个例子说明农民群众不愿意使战事继续下去。又如，范愿、高雅贤等人拥戴刘黑闼起兵前，曾建议窦建德故将刘雅起兵。刘雅直言谢绝，说： “天下已平，乐在丘园为农夫耳。起兵之事，非所愿也。”这朴实而爽朗的语言，深刻地反映了农民群众关心小农经济的物质利益，盼望改变长期的离乱生活。再如，刘黑闼起兵后，高开道起而响应， “然将土多山东人，思归，众益厌乱。”由于“日寸天下大定，其将士多山东人，思还本土，人心颇离。”

及至武德六年春正月，刘黑闼被俘牺牲前，不胜感慨地说： “我幸在家钮菜，为高雅贤辈所误至此!”最后对自己的起兵表示忏悔。

至于江淮地区，也有类似的情况。本来，在隋末漫天烽火的战争岁月里，以杜伏威为首的江淮起义军，威振南方， “薄赋敛，除殉葬法”,打击贪官污吏，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。然而，随着唐初全国的逐渐统一，大多数民众也同样希望社会安宁，不愿意再有战事了。

例如，杜伏威入朝长安，被唐王朝封为吴王后，留守江淮的辅公祐却乘机起兵。这时，原农民军将领王雄诞坚决不同意，说：“今天下方平，吴王又在京师，大唐兵威，所向无敌，奈何无故自求族灭乎!今从公为逆，不过延百日之命耳，大丈夫安能爱斯须之死而自陷于不义乎!”

当他被辅公祐杀害那一天， “江南军中及民间皆为之流涕。”这也说明农民军和民间土庶把天下统一看成是正义的事业。

由此可见，经历隋末战乱后，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，大多数人的共同意向就是“厌乱”思定。

“群雄竞起”,自有各种各样的势力或集团。摧毁旧王朝的反动统治，农民义军无疑是最根本的力量。而就“天下”重新统一来说，情况就很复杂了。李渊、李世民父子，薛举、薛仁杲父子，刘武周，王世充等人都想图谋帝业。即使是农民军领袖窦建德也不断地封建化，企图联合王世充，参与了争夺帝业的活动。谁的军事行动和政策措施能较好地适应统一潮流的需要，同时在实力对比上占优势，谁将是最后的胜利者。

薛举父子行吗?不行。他们的根据地陇右地区原是隋朝牧监场所，拥有众多的精骑骁将。起兵不久，号称三十万， “将图京师”,兵锋甚锐。强大的军事力量，显然超过了李渊父子。但是，陇右经济上落后，供养远不及晋阳、河东和关中那样富足。薛举不过是隋金城府校尉，在关中的社会影响微乎其微。起兵后非但不注意安抚人心，反而“每破阵，所获士卒皆杀之，杀人多断舌、割鼻，或碓持之。由是人心不附”。儿子仁杲更加残暴，专门搞以醋灌鼻、猛火烧人之类苛刑。嗣位后，因与诸将帅矛盾， “众咸猜惧”,内部很不团结， “自此兵势日衰”。《旧唐书》史臣评论说： “薛举父子勇悍绝伦，性皆好杀，仁杲尤甚，无恩众叛，虽猛何为?”的确，如此不得人心，他们的失败下场也就是必然的了。

刘武周呢?也不行。他的起兵比薛举父子、李渊父子都早，依附突厥，军锋尤盛，他还会用人，如部将宋金刚、尉迟敬德等人都是擅长骑兵战术的。他率军“南向以争天下”,占据了粮仓富裕的晋阳和河东地区，威逼关中。然而，如李世民所分析： “武周据太原，倚金刚为捍蔽。军无蓄积，以虏掠为资"; “金刚虽众，内实空虚，虏掠为资，意在速战。”所谓“虏掠为资”,确实是刘武周的致命弱点。因为刘武周在并、汾一带得不到地主阶级的拥护，就“以虏掠为资”;而推行这种政策的结果，又使他更加不得人心。所以，等待着刘武周和宋金刚的绝不是胜利的桂冠。一旦折败，“人莫之从”,只好投奔突厥去了。

王世充更加不行。他“僭即皇帝位”,固守东都。建元名曰“开明”,其实政治上腐败无能。 “世充见众心日离，乃严刑峻制，家一人逃者，无少长皆坐为戮，世充屯兵不散，仓粟日尽，城中人相食。或握土置瓮中，用淘汰，沙石沉下，取其上浮泥，投以米屑，做饼饵而食之，人皆体肿而脚弱，枕倚于道路”。弄到如此地步，其失败自不待言。李世民正是看准这种“内外离心”的局势，故采取围困的战略方针， “坐收其弊”。

至于窦建德建立的夏政权，从“未有文物法度”到“定朝仪，制律令”,说明它已经逐渐地封建化了。不过，窦建德始终保持着朴实而勤俭的本色， “每战胜克城，所得资财，悉以分将士，身无所取。”武德三年二月，建德至洺州， “劝课农桑，境内无盗，商旅野宿。”可见，他颇得人心。甚至他被杀害后，据殷侔《窦建德碑》记载，山东，河北之人“或尚谈其事，且为之祀”。由于民众的拥护，窦建德军队很有战斗力，往往势如破竹。

但是，他过分地朴实了，局限性也大，听“谗言”,杀了大将王伏宝，“后用兵多不利”;又信“谗言”杀了“好直谏”的宋正本， “是后人以为诫，无复进言者，由此政教益衰”。同时，战略上无远见，不听部下凌敬建议，不纳妻子曹氏劝阻，且又中世民“牧马”之计，所以也失败了。《旧唐书》史臣评曰；“建德义伏乡间，盗据河朔，抚驭士卒，招集贤良。及宋正本、王伏宝被谗见害，凌敬、曹氏陈谋不行，遂至亡灭，鲜克有终矣。”这是有些道理的。

总之，一个个枭雄都失败了，统一中国的历史任务自然地落到李渊父子身上，特别是李世民身上。武德二年春正月，原隋朝步兵总管崔孝仁针对当时形势说： “唐起晋阳，奄有关内，兵不留行，英雄景附。且坦怀待物，举善责功，不念旧恶，据胜势以争天下，谁能敌之!”这是有识之见。

武德三年八月，李世民率军围攻东都，传话给王世充说： “四海之人，皆承唐正朔，独公迷不复。东都士民来请师，陛下重违，我是以来。”这话不免有点自我吹嘘，但“四海”由李唐王朝来统一，确实是当时的历史趋势。李世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，并自觉地出色地担负起这个历史任务。

从各种势力或集团的力量对比来看，李渊、李世民父子无疑地具有优越性。因关陇集团的广泛的社会联系，使他们得到了各地士庶地主的拥护。唐的统治区包括关中，晋阳、河东及巴蜀，人力、物力与财力都较充沛，后方稳固，社会安定。就军事力量而言，李渊重视骑兵的建置。讨伐薛举时，从突厥颉利可汗那里得到一批精骑，充实了李世民统率的军队。

武德二年，李渊派人至并州， “与齐王诱市边马以备军。”武德三年七月， “初置十二军，分关内诸府以隶焉，皆取天星为名，以车骑府统之。海军将、副各一人，取威名素重者为之，督以耕战之务。由是士马精强，所向无敌。”经此改革，军队士气更加旺盛，后方供养更加充足，从而保证了唐初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。

此外，争取人心， “英雄景附”,这也是李渊、李世民父子的取胜之道。唐初在解决各种敌对势力的斗争中，十分注意收罗将才，尤其是骁勇的骑兵将领，并使之在新的战斗中发挥作用。例如，平定薛仁杲后， “世民所得降卒，悉使仁杲兄弟及宗罗联，翟长孙等将之，与之射猎，无所疑问。贼畏威衔恩，皆愿效死。"后来，翟长孙便成为唐军骑将。又如，武德二年闰二月，原李密的骑将秦叔宝和程知节， “并晓世充之猜贰，识唐代之霸图”,毅然脱离王世充集团，归附于唐。李世民厚礼之，以秦叔宝为马军总管，程知节为秦王府左三统军。同年年底，秦叔宝跟随李世民出征，在消灭刘武周集团的战斗中起了重要作用；后又在虎牢之战中，以精骑数十先陷敌阵，被封为翼国公，赐“黄金”百斤、帛七千段。

再如尉迟敬德，他原是刘武周的将领，勇猛善战，曾多次袭破唐军。投降后，李世民特别高兴，赐予曲宴，引为右一府统军。秦府“诸将疑敬德必叛，囚于军中”。李世民则命令立即释放，并亲自接见，说： “丈夫以意气相期，勿以小疑介意。寡人终不听谗言以害忠良，公宜体之。”敬德感恩不尽，竭忠效劳。

后来，在讨伐王世充、窦建德和刘黑闼的战斗中，屡建功勋，被授为秦王府左二副护军。史称： “太宗经纶，实赖虎臣。”的确，如果李世民不善于识别与使用大批猛将，不善于处理旧、新将领之间的猜疑，要在唐初统一战争中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，那是不可能的。

当然，李世民的统一事业绝不是一曲温情脉脉的牧歌，而是伴随着血与火，不可避免地要对农民军或者起义群众进行镇压甚至屠杀。武德三年五月，平定刘武周后， “秦王世民引军自晋州还攻夏县，壬午，屠之。”夏县民吕崇茂迫于官府的焚烧政策，曾起兵以应刘武周。吕崇茂被杀后，余众继续据县拒守。李世民以大军屠杀之，无论怎么说，这总是一桩罪过，反映了封建统治者的残暴一面。

据《高祖实录》记载，李渊认为“平薛举之初，不杀奴贼，致生叛乱，若不尽诛，必为后患。”所以下诏： “胜兵者悉斩之。”这恐怕是把唐太宗的罪过推诿于唐高祖吧!

第三次大战役结束后，唐王朝对王世充和窦建德的处置明显不同，一个赦免徙蜀，一个则惨遭杀害，这充分地表现了李渊父子的封建统治者立场是何等鲜明。李世民虽然把被俘的建德部众五万人“即日散遣之，使还乡里”,但对河北地区并未做出妥善安置。 “唐官吏以法绳之，或加捶挞，建德故将皆惊惧不安。”于是，刘黑闼起兵“报仇”。李世民为了平定刘黑闼起兵，在决战时，竟先派人堰塞沼水上流，待黑闼部众渡水而阵，决堰助战，大水深丈余，淹死数千人，斩首万余级，真是残忍!皇太子的幕僚魏徵指出： “黑闼虽败，杀伤太甚，其魁党皆悬名处死，妻子系虏，欲降无繇，虽有赦令，获者必戮，不大**宥，恐残贼啸结，民未可安。”由于实行高压政策，又惹起了刘黑闼的第二次起兵。

据说，这时李渊大怒， “命太子建成取山东男子十五以上悉坑之，驱其小弱妇女以实关中。太宗切谏，以为不可，遂已。”此事可靠与否，不得而知，透露了这样的事实：李世民，李建成包括李渊已经意识到“杀不能止乱”,而必须改变对河北地区的杀伤政策。

所以，李建成到达河北地区后，魏徵建议“今宜悉解其囚俘，慰谕遣之，则可坐视离散!"果然是个好办法。因为随着全国统一局面的形成，农民群众也都想过安定的生活，恢复农业生产，所以， “建成至，获俘皆抚遣之，百姓欣悦。"当时，刘黑闼部众犹盛，但在安抚政策的感召下， “众乃散，或缚其渠长降，遂擒黑闼。”这样，河北社会秩序终于安定下来了。